前言
中國原本沒有「宗教」這個名詞。現行的「宗教」一詞，是日本人翻譯，我們借過來用的。「宗教」的拉丁文是religare，意思是「把什麼東西綁在一起」。引申開去有「人群聚合」的意思。西方人的「宗教」觀念，跟他們千百年來的教會組織，有很大的關係。
傳統上，西方的羅馬公教（Catholisn又作天主教）是以「教區」（parish）為基本統治單位。教區是指一個教堂（church）所能管轄的範圍。在這個範圍裡所有的人，從生到死，都隸屬於這個教堂和層層神職人員。換個角度來看，教區裡的人像是被一條無形的繩子綁在一起。永生永世，脫離不了。即使是國王，也不例外。中古歐洲有「君權神授」的說法。凡夫俗子的國王，要靠上帝的賜予權力，才能統治萬民。教會和神職人員就是上帝的代表。這種情形在中古歐洲引發了無數次政教衝突。到了十六世紀中葉，就有了三次主要的宗教革命運動，分別成為路德教派、喀爾文教派和英國國教派。這些宗教改革運動共同的努力目標，就是要打破先前的教會束縛，爭取個人可以直接面對上帝祈禱的權力，從而改變了原有的教區、教會、教堂和信徒之間的隸屬關係。這種變化在美國表現得最清楚。
美國是由幾股不同的宗教勢力所構成。一六○八年，英國倫敦的商人以募股的方式成立了「維吉尼亞公司」，招募一批流浪漢和窮人，充作勞工，到今天的維吉尼亞州威廉斯堡附近，從事墾殖，建立莊園。這批莊園主人和奴工大都是英國國教派徒眾。一六二○年，以喀爾文教派為主的一百名英國清教徒，由於不見容於英國社會，也乘船浮於海，到北美洲來尋找淨地。那就是有名的「五月花號」船，在今日的麻塞諸塞州普利茅斯港上岸。後來，陸續來到的清教徒們建立起「新英格蘭區」各殖民地。這些清教徒強調在上帝之前，人人平等，每個人都可以直接向上帝祈禱，揚棄了天主教的各種繁文褥節和層層節制的神職官僚，教區也當然被取消。在新英格蘭殖民莊園上，一個莊園是一個宗教單位，莊園主人就領導家人作祈禱。聯合附近幾十家莊園，成立一座教堂，作為大家交誼聯絡和共同聚會祈禱之用，在此教堂之上，別無其他神職組織，這種情形，逐漸形成了「公理會」（Congregationalism）和「長老會」（Presbyterian）。十八世紀以後興起的「浸信會」（Baptism）和「美以美會」（Methodism）也是在同樣的社會基礎上發展出來。所以，到了十九世紀，在美國人的心目中，教會和教堂不再是上帝統治世人的權力機構，而是信徒與信徒之間藉以相互關懷的場所。
十九世紀後半期，東歐人和南歐人大量移入美國。天主教和猶太教之傳入。這些新到的移民。由於語言不通、工作能力不高，只能從事最低層最辛苦的工作，心情相當苦悶。我群意識強烈。於是，教堂就成了來自同一地區的人可以相互慰藉的地方。天主教會也從原先職司牧民的地位轉變成為關心勞工、照顧地方的褓姆角色。
另一方面，移民也遭到民族融合上的實際困難。猶太人所碰上的麻煩尤多。第一代猶太人移入紐約東區，住在殘破不堪的房屋中（這種猶太人社區叫Ghetto），生活很苦。因而，努力教育他們的子女，希冀能在新社會中展露頭角。第二代猶太人在父母師長的期望下，努力讀書，也努力工作，放棄自己的語言、文化和生活方式，一心一意要跟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看齊，同化到美國這個大融爐中，但是，他們失敗了，不論他們同化得有多深，早來的英格蘭人還是把他們看成是猶太人，看不起他們。歷經了這樣子的痛苦，猶太子弟認識到唯有團結，才有力量。這時，傳統的猶太教又被抬出來，發揮其團結族人的功用。儘管傳統的希伯萊話被英語所取代，傳統的猶太生活也忘了不少，可是，信仰的核心不變。在第三代猶太人心目中，猶太教堂是他們族群認同的象徵，傳統猶太文化維繫之所在。因此，他們說，猶太教是「祖父帶來，爸爸丟掉，孩子再撿回來」的東西。
美國社會包容了各式各樣的民族，各個民族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而維繫既有生活方式的力量，則來自各族移民的固有宗教。宗教社會學家們環顧這種「民族──生活──宗教──文化」的關聯之後，發展出「宗教即是生活方式」的理論架構，一種宗教，代表著一種生活方式。其中當然包含著一套完整的價值體系、道德倫理和行為準則。
宗教社會學是根據歐美的宗教情形，發展出來的一門學問。以美國的教會發展情形為準，我們界定「宗教」是「一種生活方式及其所蘊含的價值體系、倫理道德和行為準則。」教會（在中國則是教門、佛堂）是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，以求相互間關懷。」這兩則定義，是今天我們談論近代中國的宗教改革運動的基本立場。
講近世中國的宗教改革運動，時間上是從十六世紀（明武宗正德年間）開始，到今天民國七十七年。對象是揉合儒釋道三者而有新見解的和尚、道士和俗人，以及他們所創立的新教門。範圍則是從經濟變動入手，探討十六世紀以來，中國社會所發生的種種變化，最後歸結到宗教。
中國的宗教改革運動
中國社會到明武宗正德年間（一五○六－一五二○）和世宗嘉靖年間（一五二一－一五六六），已經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太平盛世。戰亂少有，人口漸增。農業和工商業也日益發達，像瓷器在成化、正德年間，達到頂峯，就是例證。整個社會顯得富裕。接下去的五十年間，主要是指明神宗萬曆年間（一五七三－一六一九），由於政局開始腐化，天災與兵災相繼而來，民生經濟遭到困難，而另一方面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東來，帶來新的農作物和大批白銀，大大影響到中國農業經濟、工商業經濟、城市生活和國際貿易等方面。形成了空前的變化。在這個變化的時代中，有人立志救世，發揮己見以影響世人，一時教門林立，並持續到二十世紀。我們把這種教門林立現象，稱之為「中國的宗教改革運動」。
先讓我們看一看西班牙人、葡萄牙人東來所帶來的影響。
海運天開
西元一四九二年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，展開了歷史上著名的「地理大發現」。到了一五○五年，葡萄牙人佔領印度的果亞（Goa）地方，開始經營印度和對東方諸國的貿易。一五一六年，葡萄牙人出現在廣東、據澳門。同一時期，西班牙人先佔領中南美洲，作為殖民地，而後橫越太平洋，於西元一五六五年（明嘉請四十四年）佔領菲律賓。荷蘭人則佔爪哇。
歐洲人東來，主要是為了求取貿易利潤。從一五六五年起，一直到一八一五年，為了加強美洲跟菲律賓之間的連繫，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兩三艘大帆船（galleon），橫渡太平洋，往來於墨西哥西岸的阿卡普魯可（Acopulco）和菲律賓的馬尼拉之間。由於這些大帆船的定期往來，美洲與菲律賓之間的貿易自然發展起來。主要交易物是中南美洲盛產的白銀和從中國運來的絲綢與生絲。
自十六世紀開始，美洲銀礦的產量非常豐富。光是祕魯南部波多西（Potosi）銀礦在一五八一年至一六○○年的二十年間，每年平均產銀二五四、○○○公斤。約占當時全世界銀產量的百分之六十多。這麼多的白銀該怎樣運用呢？大部分的白銀運回西班牙本土，去償還他的貿易債務和支付高出其他歐洲國家甚多的生活費用。小部份白銀則讓大帆船帶到東方來、跟中國商人從事絲的貿易。從一五七一年到一八二一年間的兩個半世紀中，總共有價值四億披索（Peso西班牙貨幣單位）的白銀，自美洲經菲律賓流向中國。一五八六年，一位西班牙官員在給國王腓力二世的信中說：「許多白銀和銀幣都運到那裡（指馬尼拉）去交換中國貨物。這些銀子雖然有若干仍然留在菲律賓，但其餘全部都為中國大陸運貨到那裡出售的華商所運走。」這樣的報告相當多。
西班牙人到菲律賓後，鑒於和美洲的基地太遠，補給不易，必需從中國取得各種經濟。中國貨的價格，對西班牙人來說，是非常的低廉。西班牙人運之回歐洲，所能獲得的利潤相當高。一六○七年，在西班牙的一項會議中，有位官員報告：「銀子之所以自菲律賓大量流出，主要因為中國運到那裡的貨物、售價低廉。同時銀的購買力又很大，故西班牙人都把銀投資於中國貨物，以謀取利潤。」橫渡太平洋的航運費用相當昂貴。只有質輕、量小，價昂的貨品才值得貿易，能符合這個條件的貨品，唯有白銀和絲綢。
一五六七年（明穆宗隆慶元年）明朝政府解除了海禁，正式准許人民自福建漳州府海澄縣出海，前往東洋和西洋從事貿易。所謂東洋，不是指日本，而是菲律賓。當時，在中國每擔值一百兩銀子的湖（州）絲，運到馬尼拉，起碼賺一倍。有時，日本商人也來馬尼拉搶購湖絲，使得絲價劇昇，每斤售銀五兩，每擔值銀五百兩。由於國內和呂宗售價的懸殊，把絲運往菲島出售的中國商人，獲利甚豐。由於湖絲的受歡迎，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長江下游蠶絲產區，成為絲品外銷的主要來源。其次是福建和廣東所產的蠶絲。從明中葉起，太湖流域一直是中國經濟特別繁榮的地方。人口特別多，而且富有，因而有「上有天堂、下有蘇杭」的說法。其他的東南沿海產絲地區也享受很好的經濟發展。連帶的也使得京畿地區（北京和天津一帶）得以繁榮。也就是說，明清時期東半部沿海及沿大運河地區經濟繁榮。
經濟繁榮後，有一大堆關於富裕生活的社會問題產生。如何拉平貧富差距？如何維持公平交易？如何維持店東與伙計的關係？如何維持既得家業於不墜？如何消除因富而來的矯奢淫佚？凡此種種，都是急迫有待解決的問題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東來，對中國的另一個影響，是農業與人口。
美洲出產的薯類共有兩種，一種是馬鈴薯，又叫洋芋。一種是甘薯，又作番薯（藷）、或地瓜。前者於新大陸發現後，傳到愛爾蘭。在愛爾蘭磽瘠的土地上普遍種植，幫助愛爾蘭人緩和那嚴重的糧食恐慌危機。馬鈴薯雖然也傳入中國，但重要性卻遠不及番薯。美洲的番藷最先移植於菲律賓，後來傳入中國。有關番薯傳入中國的說法不一致。茲舉兩種說法如下：
據近人何炳棣先生的研究，大約在十六世紀中葉前後，福建長樂縣商人陳振龍到菲律賓作買賣，回家時，把番薯品種帶回長樂縣種植。到了一五九四年（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），福建發生飢荒，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，把收成的番藷獻給金學曾，並說明栽種番藷的益處。金氏便勸勉人們廣為栽種，以濟飢荒。因此它對稱為「金藷」。約在同一時間，或稍早些，在雲南也有番藷的栽種記錄。可能是經由印度、緬甸傳過去的。
香港中文大學的全漢昇先生根據清初周亮工（一六二七－一六七二）《閩小紀》的說法，認為番藷先傳入漳州，後及於其他各地。由於番藷可以在非常貧瘠的土地上栽作，原先被人荒棄的不毛之地，都可因番薯的種植而開發利用。《閩小紀》云：
番薯，萬曆年（一五七三至一六二○）中得之外國。瘠土砂礫之地，皆可種植。初種於漳郡，漸及於泉州，漸及莆田、近則長樂、福清皆種之。蓋度閩海而南，有呂宋國。……閩人多賈呂宋焉，其國有朱薯，被野連山而是，不待種植。……潤澤可食，或煮、或磨為粉。……夷人雖蔓生不訾省，然恡而不與中國人。中國人截取其蔓咫尺許，狹小盒中以來。於是入閩十餘年矣。其蔓雖萎，剪插種之。下地數日即榮，故可挾而來。其初入閩時，借閩飢，得是而人足一歲。其種也，不與五穀爭地。凡瘠鹵沙岡，皆可以長。糞治之，則加大，天雨，根益奮滿。即大旱，不治糞，亦不失徑寸圍。泉人鬻之，斤不值一錢，二斤而可飽矣。於是，耄耆童孺、行直鬻乞之人，皆可食之。飢焉得充，多焉而不傷。下至雞犬皆食之。
番薯對中國糧食供應的影響相當大，一個世紀之後，番薯已普遍流傳於中國沿海及華北各省。糧食供應增加，正逢上中國人口快速增加的時候。中國人口在明萬歷年間突破一億。到乾隆五十八年（一七九三年），估算出人口為四億。兩百年之間，增加了三億人口。這兩百年也正是番藷和另一種來自美洲的農作物玉米，在中國，快速擴散種植的時候。人口增加的因素很多，但糧食供應絕對是個重要的因素，沒有充足的糧食供應，就不可能有人口爆炸。
善書的流傳
明朝末年的人口增加和生活富裕，引發了種種問題。譬如說，飽暖思淫欲是富裕社會的通病，代表這種淫欲弊病的就是有名的《金瓶梅》這本書，以及同時代的《杏花天》、《繡榻野史》、《隋煬帝艷史》等等。在這種言情小說流行的同時，有許多宗教作品，也就是善書，流傳在世上。像是北宋李昌齡所撰作的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在明清兩代相當盛行，書中的主旨就是「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」，它告訴人們，老天賜給人們一定的算計額度。做好事，算計點數就會增加，福祿壽喜也隨之增加，做壞事，則點數扣減，一切惡運就會跟著來，命運乖舛。一旦點數扣光了，人也就死了。書中列舉了許多要被扣分的惡事，要人們注意。
此外，像《玉歷寶鈔》、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也都是同一類型的勸善作品。這些作品成書年代較早，所條列的善行惡事和救贖辦法也比較簡單。明萬曆四十八年考取進士的袁黃（了凡居士）依仿道教的《太微仙君功過格》，作有名的《功過格》。分十項，詳細條列各種為人處世的善與惡，並且標示出善惡事件的輕重。告訴人們，要努力於修善累功，才能獲得所祈望的功名和幸福。做壞事，就會有惡報。惡報不再是死亡而已，而是死後要到各殿地獄去接受審判。善惡的記錄是由人身體內的三尸神負責，層層轉報於灶神、土地、城隍，彙到十殿閻王那裡。
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玉歷寶鈔》、《功過格》以及地獄罪報冥律觀念等所牽涉的，是中國人的基本生活方式、價值觀念和判別善惡是非的標準。它指導著明清兩代中國人的基本生活方式。面對因富裕而驕奢淫佚的生活，佛教的「禪淨雙修」或敲打唸唱，以及道教的建醮穰祓，就顯得無能為力。不若功過罪報之說來得簡潔有力，而且直接切入人心。功過罪報之說兼援佛道之理，彼此爰引，形成通用的現象。以前的學者都不認為那是宗教。可是，在中國，它明明白白的是中國人宗教的一部份。現在的社會宗教學從生活的角度來論宗教，功過罪報之說就切合主題了。美籍華裔的社會學家楊慶堃稱之為「普化的宗教」（Defused religion）。
雲棲袾宏
在明朝晚期，佛教已經相當僵化了。無論是禪或淨土，都走上以儀式為重的道路。為晚明佛教注入新活力的人是雲棲袾宏（一五三五－一六一五）、憨山德清（一五四六－一六二三）、紫柏真可（一五四三－一六○三）和藕益智旭（一五九九－一六五五）。他們四人分別從儒或道的立場，來闡釋佛教。把自唐朝以來就流傳的「三教合一」風氣，帶到新的里程碑，對於這四位大師都有人作研究。其中，以美國紐澤西州拉格斯大學（Rutgers University）的于君方教授對雲棲袾宏的研究最為有名，所以，雲棲袾宏大師就成了明末佛教改革運動的代表人物。
袾宏大師是浙江杭州人。俗家名沈佛慧，十七歲時，通過考試，成為生員。在準備課業之餘，也嫺熟佛道經典。這種現象在明末是很普通的事，二十歲時成家，也皈依佛門，成為在家居士，修淨土法門。五年後得一子，兒子夭折。過兩年，喪父，再過三年，恩愛的妻子又逝世。次年，他的母親逝世。再加上他考舉人屢次落第，心灰意冷，在三十二歲那年削髮出家。去追尋「生死大事」的答案。他續弦的妻子唐氏也出家為尼。
出家後的袾宏雲遊各地，拜訪當時著名的禪師。六年後，來到山東東昌縣的雲棲寺，那時的雲棲寺只是廢墟一片。由於袾宏為當地人祈雨應驗，以及降伏了為害地方的老虎，於是東昌百姓捐錢捐工，重修雲棲寺，以示報恩。
駐在雲棲寺的袾宏大師經常為公眾事務出力，地方有了災荒，地方官就來請他出面主持法事，或請他出面募捐款項。嬴得地方官吏與百姓一致的尊重。袾宏大師把雲棲寺建設成當時佛教淨土宗的中心。
後世論者多認為袾宏是最後一位禪淨雙修的思想家。其實他也精通華嚴、天台和律宗。只不過在當時社會風氣中，他認為唸佛淨土是通往悟道和涅槃境界的最適當法門。他目睹當時佛教的衰弱，歸因於戒律的鬆弛。所以，終他一生，一再強調戒律的重要。並且身體力行之。他對佛教的貢獻之一，就是把雲棲寺建設成宗教修持和謹守戒律的模範。反過來說，佛教到明末已經很墮落了，僧尼不守清規，指佛養身，賴佛吃飯成了普遍現象。這些佛教僧尼又很自私，不太管社會公益事業。袾宏大師憑一己之力，力挽狂瀾，扭正風氣，實在偉大。
雲棲袾宏大師死於明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。他沒有指定繼承人。也就是說，他不曾刻意建立屬於他名下的宗派。另外三位大師也一樣沒有建立自己的門派。他們仍然是佛教的一份子，他們的努力是帶動整個佛教的再生與復興。其它明末的宗教改革運動都自立門戶，自成宗派。由於明清時代的律令嚴禁：由俗家人「師徒相授，稱師作祖」，這些教派都遭到取締的命運，被目之為「邪教」。可是，這些教派卻生生不息，一直流傳到今天。
新興宗教的出現
在明清兩代，出現過的新興教門不下數十種。跟今天台灣社會有關的有三個教門。他們是三一教主林兆恩所立的夏教、羅因所立的龍華教（又名羅教），和黃德輝所立的先天道。此三者分別出於儒、釋、道，各自揉合其它二教，是一種巧合。
林兆恩生於明正德七年（一五一七）、殁於明萬曆二十六年（一五九八）。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人，字懋勛，號龍江，道號子谷子。晚年自稱「混虛氏」或「無始氏」。其信徒尊稱他為「三教先生」或「三一教主」，全稱為「夏午尼氏道統一三教度世大宗師」。
林兆恩有一個很輝煌的家世背景，祖父林富武政績都很顯赫，林兆恩可說是名門的子弟。十八歲時被拔置為「高等補邑弟子員」。可是，參加省城的舉人考試卻一直不過。嘉靖二十五年（一五四六）應試未中後，林兆恩放棄了舉子之業，專心投注於所謂「心身性命之學」。他一方面在福建及鄰省從事講學，並自設書院，以發揚儒家的三綱五常，重人倫教化。另一方面又重視類似宗教體驗的心法證悟功夫，以本來自信的證心傳心，開展出超越凡俗的宗教信念。他提出「道一教三論」和「三教歸儒說」。強調尊崇孔子和儒家，以孔子心聖作為法門，以為個人修身立命之所。林兆恩所建的教，多為夏教，在明清眾多教門中，是很特別的一個教門。
至於羅教（羅祖教、龍華教），出於禪宗。其本質應該是在家居士所發動的改革運動。創教的人是羅因，生於明英宗正統七年（一四四二），殁於明世宗嘉靖六年（一五二七），山東人。職業是大運河的漕運水手。也曾娶妻顏氏，有一女一子。十二歲時皈依佛門。離開軍隊後，就到處拜訪佛教大師，討論生死大事。羅因認為無論是禪、或是淨土，都強調人生的歸宿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不講人生起源問題，於是他提出一個很嚴肅的一個問題：「人的靈魂從那裡來？」也就是要追求萬物與人生的根源為何。這個問題擊中了佛教的要害。一般禪師都無法回答。羅祖最初假設人是從阿彌陀佛那裡來的。這個源頭先天地而生，又稱作「無生父母」。認為只要勤唸佛號，就可以求得超生。後來，他改變了這個說法，認為「無極聖祖」才是眾生的本源。很顯然是借用了道家和宋明理學中有關宇宙起源的說法。
過了九十年，「無極聖祖」、「無生父母」和「無生老母」信仰才趨成熟。那時，已經到了明末天啟（一六二一－一六二七）和崇禎（一六二八－一六四四）年間，中國歷史進入一個動亂不安時期。
晚明時，東部沿海地區是相當富裕，內陸地區並沒有隨之繁榮。在承平時日，也只是溫飽而已。到了明萬曆二十五年（一五九七），日本豐臣秀吉發兵侵韓國。韓國向明廷求救。明朝派遼東經略楊鎬率軍前往，不幸為日軍所敗，展開一場為時七年的中日朝鮮戰役。戰爭結果是豐臣秀吉死，日本罷兵回去。明朝為了應付這場戰役，卻弄得民窮財盡。政府為了支付龐大的軍事支出，在正規稅收外向百姓加收稅捐，練兵有練餉，供輸遼東前線有遼餉，派出如狼似虎的宦官到處搜括。天啟時的宦官魏忠賢是最有名的例子。原先富有的省份變窮了，原先已窮的省份就更窮了。萬曆晚期已有大規模的亂事發生，如徐鴻儒之亂。崇禎年間，張獻忠、李自成、高迎祥等從陝北開始，流竄各地。官兵為了剿流寇，更開「剿餉」，向百姓搜括。最後的結果是流寇陷北京，崇禎帝自殺。吳三桂引清兵入關，明室覆亡，清朝建立。
在十七世紀上半期，中國的局勢動盪不安。人們對於太平盛世的憧憬日益加深，這種憧憬就是有關彌勒降世的信仰，根據佛教《彌勒下生經》的預言，彌勒再來世上為王的時候，世界將是非常好。在明末亂世，就有了「龍華三會」和「三期末劫」的說法。這兩說法又跟羅教的「無生父母」概念合流，發展出一套全新的「無生老母信仰」。代表作品就是《考證龍華經》。這個信仰是說：人都是無生父母（無生老母、瑤池金母等）的皇胎子女，降生東土後，惑於爭名奪利，以致迷失了原來善良的本性，也不認得回到天上家鄉的路徑，在天上家鄉的無生老母於是日夜啼泣，思念子女。為了拯救世上的子女，曾經派燃燈佛（青陽期）和釋迦佛（紅陽期）下凡渡化世人。各渡兩億世人，還有九二億皇胎子女等待救贖。目前，正是午未之交，要從紅陽期進入白陽期。彌勒佛以及天上的所有神佛和降世東土，來救渡世人。一時之間，宣稱是救世主的人紛紛建立教門，撰作寶卷，發抒救世之志。也有許多太監出錢資助。造成明末清初，教門林立的局面。其中，最有名的除了羅教及其衍生的龍華教、大乘教、金鐘教等之外，當推山東灤州石佛口王森所建的聞香教和弘陽教、河南韓飄高所建的紅陽教。
清廷入主中國，枚平流寇及明朝忠貞勢力，天下復歸於平靜。對於明末的各種教門採取大力鎮壓的態度，各教門為了生存，都做了生存策略上的調整。目前，我們對於羅教的適應情形知道得比較多些。
在清朝，羅教案前後有十幾次。從辦案的奏摺裡，我們知道，羅教的齋堂是大運河的漕運水手托身養病，甚至終老的地方。例如，清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浙江巡撫覺羅承德的奏摺，講到羅教對大運河水手的功能：
（杭州各巷）係習大乘教，俱不知始自何時。從前有七十餘菴。聞昔年有密雲人錢翁二姓，及松江人潘姓，先創錢、翁、潘三菴。為糧船水手回空居住之所。因糧船水手俱係山東，北直（隸）各處人士。回空之時，無處住歇，疾病身死，亦無處掩埋，故創設各菴，俾生者可以托足，死者有地掩埋，在菴者，俱習羅教。嗣因水手眾多，續又分七十餘菴。自雍正五年間，前往李撫院禁止之後，現止存剩二十餘庵。
覺羅承德的這份奏摺清楚的點出，羅教菴堂的生活功能就在於收容那些「外省異籍、飯鋪不敢客留」的漕運水手，提供「生者可以托足，死者有地掩埋」的社會救濟服務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羅教菴堂就成了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，以求相互關懷」的地方。
江南是十七世紀以來，中國經濟與財富重心所在，在北方的京師要仰賴江南的補給。在海運興起之前，大運河是溝通南北的唯一通道。漕運水手成為國家經濟的重要一環。可是他們的生死福利卻沒有人管。北方的漕運水手到了南方，舉目無親，人難免老病，隻身在外，誰來照顧？羅教菴堂一力承接這個社會救濟責任。在清代，尤其是乾隆年間，對各種教門的箝制非常嚴格。羅教庵堂常被破獲。但抓不勝抓。羅教菴堂仍然在於大運河沿線和東南沿海地區。究其原因，實是羅教菴堂的獨特功能所致。順便一提的是大運河上的清幫。簡單的說，清幫是漕運水手走私南北貨的組織。羅教則是為老病水手服務的。
接下去，讓我們來看一看先天道。
在明清各教門中，先天道是比較晚出的一個教門。創教的人是黃德輝，他原本是全真道士。後來，揉合了當時普遍流傳的「無生老母」、「三期末劫」、「龍華三會」等信仰，創立先天道，從黃德輝創教起，到袁志謙（退安老人）的百年間，先天道一直是蝸居在江西鄱陽湖畔的一個小教門而已。道光年間，先天道的十一祖，何了苦被官府捕獲，充軍到貴州。才使先天道從江西邁向貴州。何了苦在貴州收了一位先天道史上非常重要的人，他就是十二祖袁志謙。在袁志謙的努力下，先天道在四川成都建立總堂「西乾堂」，他的徒眾四處傳道，才使先天道成為全國性的教門。
袁志謙和他的徒眾們活躍於道光、咸豐年間。清廷對於這類教門還是採取鎮壓的手段。袁的大徒弟們紛紛捨身殉道。一時，先天道幾瀕臨瓦解。賴彭水德的主持，才慢慢穩下來。彭之後，先天道趨於分裂。一方面當然是爭奪領導權，另一方面也是對教義和儀式有不同的見解。到了光緒初年，先天道分裂成本派（又有三華堂和西華堂之分）、圓明聖道、東震堂（後改為一貫道）、同善社、歸根門、混元門……等支派。
從光緒中葉起，清廷對民間教門的箍制逐漸放鬆。這時，外國列強勢力大增，基督教會勢力凌駕本國各種勢力之上，終引發了有名的義和團事件，山東、河北的農民凝聚在「義和拳」這個教門的旗幟下，想要用巫術（法術）來對抗列強勢力。結果是失敗了。辛丑和約的簽訂，中國完全向西方列強屈服，成為任人宰割的局面。同時，中國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。這種現象表現在受外國教育的知識分子身上尤為明顯。他們急於從外國引進許多新的現代文化，以取代舊傳統。對舊文化視如寇讎，棄之如敝履。
結語
在中國幾億人口中，受過西洋教育的人畢竟是少數，大多數的中國人還是過傳統生活，用傳統的辦法來應付外來的挑戰。清末，政府已經無力去干涉宗教集會。民國肇造後，國民政府一時也無力干涉宗教事務。對民間各教門來說，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。而且，二十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又處於動亂的局面。三期末劫、龍華三會，等待救主的降臨等宗教訴求點，又主導了中國民間的宗教思想界，一時之間，又呈現教門林立的現象。其中，發展最快的是同善社，流傳於商人階層，而有「紳商宗教」之稱。抗戰期間，一貫道崛起，流傳於屬於淪陷區的華北、華中和東北。這種百家爭鳴的現象在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時劃下休止符。中共消滅了所有的「反動會黨門」。仙佛菩薩隨著國民政府渡海來到台灣。
台灣蕞爾小島，一時來了那麼多的教派，競爭在所難免。經過四十年，脫穎而出的是從先天道衍化而來的一貫道。一貫道之所以成功，原因很多。內在因素以簡化儀式、開方便之門，信徒傳道熱忱高等；外在因素則是台灣工商業發達的結果，打散了原來的社會結構，人們湧向都市追逐名利。如何再尋得往昔濃醇的社會溫情？得到彼此照顧，進而化解人們心頭的焦慮？是個很緊要的關鍵，再則，台灣經濟成功促成中國人民族自尊心、自信心的恢復。民國六十年代是中國人重新找回失落的文化的時代。但正規學校教育卻不能適時代作反應。教傳統四書五經的責任，自然旁落。一貫道適時提供適當的場所，讓有志重溫傳統文化的人得心滿足，也化解了一些競爭所帶來的焦慮。
以上，我們簡單的從社會的觀點，分析了近世中國的宗教改革運動。我們發現，中國人的宗教是生活的一部份，它的功能是在於因應時代的變動，為離開家園的人們，提供心靈上的安慰和實質的幫助，並指引人們的生活方式。
宋光宇
（美國賓州大學歷史系博士）